香港的紅磡體育館每年舉行一百多場流行演唱會，是全球中文歌手的演唱會「聖地」，每年市場規模超過二億港元，在唱片、電影市道都走下坡的形勢下，成為香港娛樂業的奇葩。
六月五日下午七點多，位於九龍紅磡的香港體育館外，又擠滿了成千上萬的人群，他們是為了欣賞從舞台退隱十多年後「重出江湖」的「歌神」許冠傑的演唱會。其實，這個地方，每年有大半的日子都會出現這樣的「盛況」，這也許也算是一種香港奇蹟。這項奇蹟，更造就了一個每年直接經濟效益數以億元計的龐大商機，成為「演唱會經濟」。
一九八三年開幕的香港體育館由於座落在紅磡區，所以它的簡稱「紅館」似乎更深入民心，而且也似乎很貼切地形容了它的功能。因為它雖然是體育館，但根據統計數據，它一年舉行超過一百場流行歌曲演唱會，數目遠遠超過了體育活動，而在全球華人社會，歌手莫不以能夠站上「紅館」舞台為榮，甚至將它訂為最高目標，因為這樣才夠「紅」。
根據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的統計數據，二零零三年紅館共有二十九個單位（個人、組合等等）開流行歌曲演唱會，共開了一百一十二場，總入場人次為一百一十二萬人，佔紅館一年總入場人次的大約七成，等於香港有六分之一的人曾經到紅館看過演唱會。紅館能容納的最多觀眾為一萬二千五百人，但演唱會有許多不是開四面台，而是開三面台，等於能容納的觀眾數目為九千人左右，所以紅館舉行的流行歌曲演唱會平均每場一萬觀眾進場，等於差不多場場爆滿，這大概在世界上其他城市也是難以見到的盛況。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許冠傑、徐小鳳等歌手在紅館開演唱會的場數更是驚人，動輒三十場以上，其中徐小鳳在九二年開的連續四十三場紀錄保持至今，許冠傑當年也在紅館開了四十一場「光榮引退演唱會」。五十五歲的許冠傑這次復出，十場演唱會門票在開售第一天就賣光，更有人在網上炒賣，價格炒高四倍，原本最低一百港元（折合約十三美元）、最高四百元，被炒高至六百及二千多元一張。許冠傑及主辦機構恆藝亞洲兩次加場，決定七、八月份分別再開六場及十場，而兩次加開場次門票都在售票首日賣完﹔年屆五十七歲的徐小鳳也盛傳復出，據傳每場歌酬高達一百四十萬港元，比許冠傑的每場約一百萬港元為高。
香港文化評論人林沛理說﹕「香港是華人娛樂中心，而且消費力高，從經濟角度而言，演唱會是一個成功的市場活動。」近年來，娛樂業不景氣，電影、唱片等行業都景況蕭條，電影票房由九三年的十五億港元逐年下滑至零三年的八億六千萬港元，音樂市場更由全盛時期的一年十多億下跌到近年的兩、三億。歌手李克勤就形容，「以前最難看的銷售數字現在反而是最好的」。
演唱會雖然比起全盛時期也有所不及，但尚能維持不錯的成績，尤如淡市中的奇葩。在電影及唱片市場受盜版、網上非法下載等衝擊下，無可替代的、一定要到現場才能身歷其境、感受氣氛的演唱會，遂成了許多歌手及唱片公司的目標。而近年來更有一種趨勢，就是演唱會結束沒多久，演唱會實況的VCD或DVD就面市，成了爭取市場及宣傳的新管道。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馮應謙表示，演唱會可以感受現場氣氛，歌迷會的群體活動需要演唱會去維繫，這種東西很難有代替品，所以比起電影、唱片、卡拉OK等娛樂行業，演唱會發展相對較好。馮應謙說﹕「香港辦演唱會在目前例如場地、市場小的限制底下，是很成功的，尤其一些歌手可以開五、六場演唱會，在華人社會是很傑出的。」至於成功的原因，馮分析道，香港文化相對上是單一的，不同年代大家經歷的東西很相似，例如八十年代日本歌流行，現在則湧現韓劇潮，香港文化的單一性、集體認同很強，媒介文化也相對地穩定，例如七成以上的人看無線電視台，例如《蘋果日報》成功，其他報紙就跟隨其模式，所以香港人接受的報紙文化大同小異。如果某一個演唱會出現，觸及到香港人的某些價值觀或集體記憶，就會一起去聽。
從八十年代起，香港演唱會的形式由早年的夜總會、歌廳轉變到體育館，有「演唱會之父」之稱的耀榮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耀榮是重要人物。在八十年代初就開始經營演唱會業務的他說﹕「那時香港很多移民，但有錢才移民，沒錢就不能移民，不過沒錢也要消遣。那時聽歌要到夜總會，但要穿得很整齊，才能進去夜總會聽歌。在紅館開演唱會，什麼人都能進去享受。」從歌廳、酒吧、夜總會到體育館的演變，馮應謙說﹕「其實演唱會已經是一種工業。」早年在紅館開演唱會的歌手都是天王天后級人物，但這幾年，許多出道不久的新歌手也在紅館開個人演唱會，例如人氣少女組合Twins，出道剛滿一年，就已在紅館開演唱會，去年底及今年初更舉行第二次演唱會。隨著懷舊潮的興起，近年也有不少資深歌手及藝人在紅館開唱，例如汪明荃、羅大佑、杜麗莎、甄妮、陳寶珠、台灣的東方歌藝團（青山、張帝、尤雅、孔蘭薰、楊燕等）。馮應謙表示，這同香港人的文化相對穩定有關，是一個集體回憶。歌手開唱百花齊放馮又說﹕「近年沒有所謂的當紅天王巨星，如當年的譚詠麟、張國榮、許冠傑、梅艷芳等等，填滿紅館的檔期，所以一般歌手也有機會開演唱會。同時現在的市場區隔清楚了，例如Twins吸引年紀較小的歌迷，年紀較大的歌迷會聽Beyond樂隊。」因此，近年雖然沒有歌手開二十場以上的演唱會，但卻有更多的歌手開唱，百花齊放，是整個演唱會工業邁向成熟的表現。
演唱會的經濟效益也不小。張耀榮表示，若不計算宣傳費，演唱會平均一晚的成本需要一百萬至兩百萬港元，單單紅館每年開一百一十場演唱會，其製作成本就已約二億港元，這還沒把其他的間接效益，例如餐飲、交通、宣傳、吸引遊客訪港等算進去。同時，這還不算全年在香港其他場館開的演唱會，例如歐美歌手多在座位較少但門票較貴的會展中心開唱，不少歌手也在有三千多個座位的伊利莎白體育館開唱。此外，演唱會行業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張耀榮指出，演唱會所需人力多達五百人，包括製作人員、工程、燈光、樂手、舞蹈員、帶位員、安全人員、清潔工等等。演唱會歌酬更是近年來唱片業低迷下歌手的一大收入。一般在紅館開個唱的中文歌手，歌酬由一場十萬港元至一百多萬港元不等。以李克勤為例，這位二零零三年香港收入最豐厚的歌手，估計年收入三千六百多萬港元，其中，他在香港與譚詠麟合辦的三次「左麟右李演唱會」共二十九場，每場歌酬五十萬，就已達一千四百五十萬，而海外巡迴十五場，每場八十萬，共賺了一千二百萬，換句話說，李克勤在演唱會的收入佔了全年收入的七成。
近年來在香港舉行的流行演唱會，多了「冠名贊助」這一衍生經濟價值。例如這次許冠傑復出的演唱會，全稱為「盈科保險繼續微笑會歌神Live演唱會」，譚詠麟及李克勤的演唱會全稱為「位元堂左麟右李零四開心演唱會」。馮應謙分析，以前沒這麼多贊助商，同社會發展有關，以前一個產品不會贊助娛樂活動，因為他們主要是賣產品，但現在找藝人做代言人，推廣形象比產品重要，這是一個工業化過程，「代表了香港娛樂工業的成熟」。
香港民間的演唱會運作模式行之有效多年，但政府投資推廣處去年為振興香港旅遊業，與美國商會辦「維港巨星匯」，卻如一場國際鬧劇，更爆出不少醜聞，使政府花了近一億港元公帑卻沒收到預期的效果。張耀榮對此頗為感慨地說﹕「香港有這麼多有經驗的搞演唱會的公司，為什麼不找他們做呢﹖」張分析，維港巨星匯失敗的原因是該演唱會以英文歌手為主，而這些年來香港聽英文歌的人已經很少了。林沛理觀察到，在紅館開演唱會的絕大部分是中文歌手，而西洋歌手一般都在座位較少的香港會展中心演唱。他說，從文化角度觀察，香港雖是中西合璧但有時候也壁壘分明，西洋歌手處於較邊緣化的地位，香港還是有一些人願意花較多錢買票欣賞西洋歌手演唱會，不過相對於中文流行歌手，始終是小眾，所以，政府及美國商會搞的維港巨星匯才會慘敗收場，因為香港的流行歌曲市場「本地化得太厲害了」。
林沛理表示，西洋流行音樂這些年在香港逐漸邊緣化，對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說，香港流行曲這幾年慘不忍睹，跟眼界狹窄、不成熟有關。他以電影為例，指出觀眾看了很多電影後，自然而然會懂得分辨好電影和壞電影，對提升香港電影的素質有幫助，但這些年來香港人接觸的西洋流行曲不是那麼多，所以對於本地流行音樂的要求也下降了。他說，「早年聽英文歌，不只是學英文，歌詞內容也有一定的社會批判，這些聽英文歌長大的人對流行曲的要求也很高」，因此，「消費行為也是一種教育過程」。林沛理分析，電影和歌曲有所不同，看外國電影不一定需要懂外語，但聽歌就一定要，而且還得朗朗上口才能流行，這也是聽香港英文歌的人越來越少的原因，而香港的電台近年鼓吹原創，少播英文歌，可能也有影響。
懷舊風與新潮流對於許冠傑演唱會十場門票開售一天內賣完，林沛理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雖然懷舊風是一大因素，但是聽Twins、容祖兒的歌迷是不太可能會去聽許冠傑的，所以，對於許冠傑演唱會如此快的售票速度，他懷疑很多買票的人並非當年許冠傑當紅時在香港成長的一群，可能不少是只聽過許冠傑大名，但當年並不在香港的人，例如新移民。林沛理說，雖然他沒有數據可以證實這種推論，但他分析，現在與許冠傑當紅時根本就是不同的時代，許冠傑當年很多針砭時弊的歌曲膾炙人口、紅極一時，但八十年代中期以來香港流行歌壇已沒有那種風氣，現在更是主要靠偶像化，不是針砭時弊，所以懷舊潮並不足以解釋許冠傑重出江湖的受歡迎程度，反而許的復出對沒有看過其演唱會的人更有吸引力。他指出，以八十年代的天王級歌手譚詠麟為例，這一兩年都是與較年輕的李克勤搭檔開「左麟右李演唱會」，才能吸引人氣。
近年研究中國大陸娛樂業的馮應謙分析香港與大陸的分別時說，香港純粹是個人市場消費行為，中國有社交功能，一些名歌手一千元的貴價票最快賣完，因為可能有些老板買來送人，是一種身份的表現。
曾幾何時，演唱會幾乎已成了香港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以合理的票價享受偶像的現場演唱，加上美麗的舞台、燈光、服裝設計、出色的音響效果，以及豐富的節目安排。近年來，這成功的香港經驗更移植到中國大陸、台灣、東南亞，甚至美加、澳洲等地的華人社區。許多在這些地區舉行的中文流行曲演唱會，在技術上都會參考香港模式，而香港歌手也多是在香港出發，再把演唱會帶到各地的華人社會。馮應謙表示，演唱會是成功的本土經濟、創意工業，而娛樂工業也是香港經濟重要的一部分，香港很多歌手在大陸或其他地區開演唱會，是一種輸出，包括歌手及製作人才的輸出，可為香港賺取外匯，也可提升香港形象，「製作人才是維繫香港創意工業的很重要的一群人」。
註：原刊於亞洲週刊2004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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