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3月 04, 2008

【轉貼】重整中的新島國--東帝汶

重整中的新島國--東帝汶
(經典雜誌第116期,2008年3月號)
撰文/童貴珊
攝影/安培淂

本文網址: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magazine/content/116/east.htm

太平洋的邊陲島國東帝汶,為擺脫印尼霸權,賠上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以公投表達堅決獨立意志。革命理想與務實治國之間,派系協商、民族和解與社會重建,考驗原已備受傷痕的襁褓國家;建國之途益顯艱鉅難行。


白天的帝力(Dili)市,悶熱的高溫像一團火焰,欲竄燃而出。雨季快結束了,但另一場奔騰的政治驟雨,卻倏忽落地嘩嘩。

二○○八年二月十一日,就在攝影同仁離開東帝汶(Timor Leste)的隔天清晨,總統霍塔(Jose Ramos-Horta)、也是一九九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被槍擊受重傷,被視為革命英雄的總理古斯茂(Xanana Gusmao)則逃過一劫,亦正亦邪、備受爭議且擁有不少支持者的「叛軍」頭目,被保鏢反擊喪命,首都帝力市進入高度警戒;副首相在媒體前呼籲全體國民稍安毋躁,並說:「我們需要大家協助,一起度過難關。」

這個面積只有台灣三分之二大、孤立於印尼東邊、澳洲北方的襁褓國家,在一連串的歷史偶然與國際政經局勢的詭譎多變中,早已歷盡許多難關,也一再被分裂,而且飽經憂患——被葡萄牙輕慢地殖民,二戰期間被日本當成進軍澳洲的戰場,當印尼強行入侵並近乎滅族地殺戮時,國際社會卻長期袖手漠視;好不容易擺脫印尼霸權卻又換來蠢蠢欲動的內亂,在獨立近六年的今天,動盪仍未止息。

空間與時間距離都離台灣不遠的這段歷史,像許多格林童話的引言:「孩子們,這個故事說起來確實叫人難以相信,可它的確是真的。」而墓園,或許是了解東帝汶乖舛身世最真實的起始點。

聖塔庫茲(Santa Cruz),這塊猶如東帝汶寧謐後院的墓園,是許多壯志未酬身先死的靈魂最終安歇之處,但活著的盟友與家人,似乎沒有讓他們對家園國土的愛情誓約灰飛煙滅。白色十字架和五顏六色的塑膠花點綴的石碑上,整齊排列著兩、三張不同亡者的遺照,神色各異的年輕臉龐底下,是清晰的字跡——葡式發音的姓名之後,各有各的生之日;唯獨死之時,彷彿約好一起出發似的,都在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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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聖塔庫茲事件」

時間回溯到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原本要到東帝汶參訪的葡萄牙國會議員臨時取消行程,但許多國際媒體已先後抵達東帝汶。長期抗戰的獨立革命陣線(Fretilin),臨時決定把握難得機會,籌辦一場和平遊行,希望藉此把長期被封鎖的島國心聲,透過國際傳媒帶到海外。

根據當時親身參與籌備的東帝汶學生領袖品多(Const-ancio Pinto)的敘述,為了不激怒印尼軍隊,遊行前已和群眾取得共識,不用強勢字眼,不行使暴力;「因為這是和平請願。」遊行前一晚,籌畫的學生們奔相走告,品多驚歎地指出,「二十四小時內,竟聚集了五千人!」當年十九歲的佐奧,高中未完成便休學投身學生運動,他回憶當天情境時,嚴肅的神情仍難掩激動。十一月十二日一早,群眾聚集天主教堂,為不久前被印尼軍方殺死的一位年輕死者舉行彌撒,爾後,從教堂出發前往聖塔庫茲墓園。遊行隊伍的旗幟上,寫著要求公投和對話的訴願,外加一句標語——東帝汶萬歲。

全程不吵不鬧,緩緩前行的群眾,夾雜著禱聲與歌聲,肅穆平和地抵達墓園,準備向死者獻花;守候一旁的印尼軍方等群眾陸續走進墓園圍牆內時,忽然朝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掃射。「大家根本來不及反應,驚恐極了,四處奔逃。」佐奧逃到墓園的後山,僥倖存活;但另外的兩百七十一位同伴,這群一分鐘前還在祈禱或低聲吟唱詩歌的朋友,瞬間成為印尼軍方「殺雞儆猴」的祭品。

現場一名外國記者把底片偷渡傳回英國,這場「聖塔庫茲事件」被播出時,國際譁然,被刻意封閉久久的「印尼第二十七省」東帝汶,透過一場犧牲近三百人的屠殺中,首次讓全球見證印尼軍方長久以來在東帝汶所幹下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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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汶的渴望,印尼的誇耀

由此開始,除了隱匿於深山內的游擊防衛戰以外,東帝汶爭取獨立的抗爭運動,從地下轉為公然表態。逃亡至世界各地的學生,一次又一次,到國際會議現場和各國代表前發聲,一步步揭發印尼強行入侵東帝汶的窮兵黷武,堅毅地表達國土自主的決心;東帝汶內外,眾志成城。

當長久來為獨立運動努力奔走的東帝汶主教貝洛(Carlos Belo)和流亡海外的霍塔,共同分享了一九九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時,國際目光再次聚焦於兩位得主所投身的運動,加上聯合國始終不承認印尼在東帝汶的主權,無疑給印尼打了一記大耳光。尷尬不已的「主人」於是撂下狠話:「東帝汶休想獨立,就連類似亞齊(Aceh)或日惹(Yogyakarta)同等級的『特別行政區』自治,也甭想。」休學多年後負笈夏威夷大學攻讀語言學的佐奧補充道,印尼當局不甘不滿的心情,其實不難揣測。

打從一九七五年入侵東帝汶以來,雖然印尼軍方擄掠姦殺的蠻橫手段不曾停歇,但深獲鄉民支持的革命陣線,二十四年來堅守崗位,屢挫屢戰,這讓前仆後繼的印尼軍隊死傷不輕,陣亡軍人不下數千人。

「付出了這麼多人力、物力和財力,這個時候收手,未免太便宜了東帝汶。」曾因傳送信件和支援物資給游擊分子,而被印尼軍方逼退到森林裡藏匿了兩年的阿繆,平靜地說。

一直以來,印尼最常對外誇耀的,是他們在東帝汶所投注的大量經費和建設——從境內短短二十公里的柏油路,到兩千公里的公路網;從五十一所學校,擴大到八百一十五所學校,大幅降低文盲比例,國內生產毛額更提升了百分之十。持平地說,大多數人相信,印尼當局每一年花在東帝汶的錢,比編列中央爪哇省的預算還要多出三到六倍。

回歸到合理尺度的推測,大家心裡其實很清楚,向來精打細算的印尼,從不做賠錢生意,在看似「偉大建設」的背後,早已掛上算盤,雙手日夜撥弄不停。深山叢林一直是革命陣線的大本營,因此,深入山區的公路網,是方便印尼軍方圍剿和掌控「敵方」;大興土木的教育大計,是為了透過強制教育,進行思想與精神改造:所有學校禁說母語,一律以印尼語教學。憶起那段日子,佐奧指出,那是一段處心積慮的「印尼化」教育歷程。初步就緒後,中央政府開始把其他省分的印尼人大量移居此地,企圖稀釋東帝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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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與寬恕:接納、真相與和解報告】

過去關政治犯的帝力市監獄,如今已成為一個尋索真相、修復創傷的場域——「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he Commission for Recept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Timor Leste, CAVR)辦公與資料室。

「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資深顧問瓦勒石(Patrick Walsh)向我們解釋,這份由專業人士和民間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花了三年半時間,搜集上千人的見證與公聽會,集結自一九七四年四月至一九九九年十月之間,發生於東帝汶的暴行紀錄,包括印尼軍方有組織、有系統的殺害、強暴、酷刑、處決和政治迫害,並以飢荒和疾病作為武器,直接致使近二十萬東帝汶平民死亡。

這份以葡文「Chega!」(夠了!)為主題的報告書,長達兩千五百頁,已於二○○五年十月完成,並由東帝汶開國總統古斯茂呈交聯合國。印尼當局至今仍拒絕承認這份報告書,而曾經投身革命陣線的古斯茂,也礙於現今對印尼的經濟依賴,一度以「忘記過去」為由,不太願意追究施害者在法律上的刑責。對此問題瓦勒石說,真正的寬恕,必須以伸張正義為前提,以真實和誠意的道歉為基礎,惟有透過公義的審判,過去的錯誤行為才能成為歷史,「也惟有如此,才能幫助兩造之間達致真正的復合與接納。」CAVR委員會顧問瓦勒石強調。

對曾經飽受印尼軍方酷刑的受害者荷西而言,寬恕,談何容易?三十八歲的荷西,五歲隨革命分子的父親走進荒林內,在槍聲炮彈的號聲血光中長大。第一次被印尼軍方囚禁和酷刑對待時,他才二十一歲。野外作戰鋪成了他前半段的人生,而酷刑和蹲牢房的悲苦是他生命中難以磨滅的記憶。荷西指著眼前大約三坪大、只有一扇鐵門的牢房回憶道,暗無天日的牢房內,關了大約十幾個人,吃喝拉撒都在牢房內,「好幾十天才有機會擠到牢房的走廊上感受一絲陽光和空氣。」

以擁有槍械的罪名,今年五十八歲的雷莫斯,前後被關了三次,最後一次酷刑時,他的一隻腿被打斷。目前任職警衛的雷莫斯,對CAVR委員會所做的努力肯定有加,但也坦承自己選擇以遺忘的方式來面對過去,「這是我唯一能掌控的部分,日子還是得繼續過下去。」

荷西和瓦勒石指著牢房前方的小花圃,告訴我另一段故事。當時有個小女孩,跟著母親被關在牢房內,一關就是七年,東帝汶獨立後,當年的女孩已長大成年,有一天回來,在曾經親眼見證母親被處決的地方,鋪植草皮,撒上花種,執意以美麗的花朵,來取代她心中曾經最慘烈黑暗的角落。

離去前,我瞥見雷莫斯一拐一拐的背影,消失在牢房外的走廊盡頭。

有人以美感來跨越傷痕,有人堅持必須伸張正義,有人卻選擇遺忘;但對鑄下大錯的印尼而言,光是面對真相,已需要無比的擔當和勇氣,遑論接受司法審判或任何形式的致歉。何時才能還受壓迫者一個公道?

沒有人能具體給出一個明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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