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9月 04, 2006

我的兩岸三地情

我的兩岸三地情
.蕭雅
  我不是台灣人,但我自認為是無可救藥的愛台份子。
  台灣奧運奪金,我欣喜若狂。阿扁將台灣搞得烏煙瘴氣,我痛心疾首。
  我身在香港,但我訂閱台灣的《經典》雜誌及《台灣光華》,除了一份難捨的台灣情意結外,我是真的認為這兩本是素質最高的中文雜誌。
  一家稱為「美兆」的台資健康檢查機構,以其強大經營實力做到世界最大,我衷心的讚嘆,並成為其客戶。
  我參加慈濟基金會的活動,因為在那兒,我尋回我的台灣感覺。
  眼見台灣的國際空間日受打壓,我會抓緊能夠彰顯台灣榮耀或為台灣發聲的機會。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比台灣人還台灣。

  十八年前,我還在馬來西亞讀中學,華文科有一門剪報的作業,我就剪了當時當地中文報一篇有關分析蔣經國逝世對台灣的影響的社論。這應該是我第一次對台灣有較深的探討。
  在此,要先稍稍說明馬來西亞對兩岸三地的觀感。在華人社會,長期以來,一般上對中國大陸是有著深厚的感情,因為畢竟兩三代以前的祖先多來自大陸,而且還有親人在大陸。這也造成一種「中共即中國」的錯誤理解。他們多以中共的政策馬首是瞻,例如支持簡體字等等。「反獨促統」更是部份與大陸有千絲萬縷經濟關係的大馬華商在奮力進行之運動。
  台灣對大馬也有著深厚影響,主要來自數十年來數以萬計的留台僑生。留台生組織「留台聯總」是大馬華社中一有份量及影響力的團體。尤其在華社中的文化與教育界,說留台生是骨幹也不為過。佛光山及慈濟在大馬的活躍程度及優異表現,是僅次於台灣總部的。而馬華文學也漸漸的在台灣為人所知。此外,大馬華人也將不少台灣較先進的各種技術及思潮引進。
  至於香港,對大馬華社的主要影響在於港產片、港劇及粵語流行歌曲。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大馬中文學校教學媒介語是華語(普通話),廣東人也不是華人中最大族群(應是閩南人),但電視台及電台卻愛播廣東話節目,以致廣東話一躍成為吉隆坡等大都市的華社通用語。由此可見廣東話的強勢。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我,也和同年代的港人差不多,浸淫在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的歌聲中,對香港的偶像瞭如指掌。
  一九八九年,我第一次坐飛機,從吉隆坡搭華航經香港飛往台北,展開台灣留學之旅。感謝台灣,因為台灣的僑教政策以較寬鬆的成績要求使得許多各地華裔子弟有機會接受大專教育。我想這是我一輩子都感恩的事。
  由於在大馬的公開考試成績不是太理想,我先在僑生大學先修班讀了一年。在這裡,我要接受「僑生」的稱呼,而我出生成長的馬來西亞,則被稱為「僑居地」,令我一時難以適應。但我並沒有中華民國國籍,而是持馬來西亞護照。一時間,產生些許身份的錯亂。在僑大,我開始親身接觸了台灣,而且還要唱中華民國國歌、讀《三民主義》,甚至上軍訓。當時台獨仍是很大的禁忌,我還感受到台灣人還蠻愛中華民國的(也許是錯覺)。
  說實在是,僑大真的是沉悶的學校,只要會背就能考好成績。我因為不愛死背,所以成績也差強人意,分發到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這學校位於台北歷史名城淡水,鎮上有許多古蹟,包括三百多年前先後由西班牙及荷蘭人興建、並曾是英國領事館的一級古蹟「紅毛城」。多年後回淡水,捷運的通車使小鎮煥然一新,台灣古早味和異國風情的結合,產生微妙的化學變化。最大的變化是,當年惡臭的淡水河如今已清新怡人。
  大三那年,我當選了學校「僑聯會」總幹事,對國民黨政府對僑教的操作,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在台灣讀書、打工、生活共六年(一九八九至九五年)。
  這六年,是風起雲湧的六年(其實,在這二十年來,台灣有那一年不是風起雲湧呢?)民主、自由、開放、人權,是台灣留學之旅給我刻下的最深的烙印。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陳水扁、趙少康、黃大洲的對決,選戰聲勢之浩大及精彩,是在馬來西亞難得一見的。對我更深影響的是塑造公民社會的重要性。
  台灣文化風氣的蓬勃、人情味的濃厚,都令我緬懷。但台灣人守法觀念薄弱、大部份建設築物其醜無比、馬路上及路邊摩托車的「亂陣」,都是令我搖頭的。近年更令我失望的是台灣媒體的脫序。
  我在台灣時就已對台灣的身份與處境作出思考。我一直覺得,台灣之所以民間力量如此蓬勃及強大,是因為政府積弱之故。政府為何積弱,因為沒有國際地位,以及長期「說謊話」導致人民不信任之故。
  在台灣,幾十年來都稱自己為中華民國,但世界上只有二十多個國家承認,這令老百姓充滿無力感。兩蔣時期的「反攻大陸」教育,以及地理課本上中國首都仍是南京的描述等等,只會讓人民覺得這個政府不可靠,並面對認知錯亂,因此覺得必須「自力救濟」。這是我認為台灣人民不信任政府的原因。
  解嚴後,台灣民間的爆發力及活力一下子井嘖般洶湧而出,讓人目不暇給之餘,也讓許多人一時間難以適應,這是造成亂象叢生的原因。但我始終認為,這只是台灣邁向成熟民主社會的一個過渡期。
  因此,一段時期我其實是頗為贊成台獨的,也對爭取台獨人士表示欽佩及同情。當然,由於實際上不可行,以及時不我予,如今我認為台灣應以另一種聰明的形式來與中國大陸共處。
  因緣際會,我於九五年到了香港,當了媒體從業員。對香港的效率之高,很是讚嘆。對香港是文化沙漠,以及港人很現實、不近人情之類的描述,我也不贊成。我認為那可能是從前的香港。香港人捐錢之多,相信在全球也數一數二。香港的表演場地及節目之密集,相信在亞洲也名列前矛。所以我每每都替香港那些污名平反。
  香港更可貴之處是,作為兩岸的折衷點。在香港,既可讀到台灣的繁體字書,又可看到大陸簡體字書,還有香港自己的書。這是香港至今仍有的優勢,應予加強。
  香港近年的公民社會逐漸形成,甚至有凌駕台灣之上之勢。經典例子就是零三年的五十萬人大遊行。SARS一役,相對於台灣的部份醫護人員臨陣脫逃,港人的同舟共濟,令人動容,也令我對這個城市有更深的投入感。「港人冷漠」一詞已可掃到外太空。
  到了香港,偶而會到大陸走走。我有些朋友在大陸開廠或工作,有時會前往探訪。我也到過祖籍地廣東大埔幾次,以及到過甘肅貧瘠地區探訪。
  對於大陸,有太多的疑惑。或許這個國家太大、太複雜了,不太能讀懂這本書。就拿最簡單的事來說,廣州某些電影院看一場電影要六、七十元人民幣,這是什麼樣的定價呢?與老百姓生活水準差太遠了吧!
  貧富差距之懸殊、弄虛作假之瘋狂,讓很多人對這個國家搖頭。我不諱言,也許是受在台灣受過教育的影響之故,我對共產黨是反感的。我也贊同一些人的觀點,指大陸的道德淪落與其反宗教、講求鬥爭有很大的關係。不過,一些年長的朋友告訴我,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嚮往與追求,有其客觀的時代背景。當年為了爭取公義,於是有了共產黨的出現,並且還壯大起來。無論如何,以這幾十年的實踐結果而言,共產主義是失敗的,後遺症是很大的,這是客觀事實。
  以上是我作為一位曾在台、港生活過的海外華人對兩岸三地的觀感。我自覺很幸運,能夠成長於馬來西亞,並有機會在台灣讀書,以及在香港工作與生活。這都是我人生中的重要環節。我對這三地都有感情,一年多前兩岸局勢緊張,我還曾與幾位志同道合的不同背景人士,計劃籌組「新平台基金會」,以香港為交流中心及平台,為兩岸和平略盡棉力,後因資金籌措困難等原因而擱置。
  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大家都往神州看,在海外華人眼中,台灣的角色不再像以往般重要,甚至如香港般,台灣也有一種被「邊緣化」的憂慮感。但我始終認為,由於長期處於不同的政治、文化環境,兩岸四地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優勢及特色。
200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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