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丘之國．百日之屠

千丘之國．百日之屠
──盧安達（Rwanda）的鎮靜與驛動
（摘自經典雜誌）

撰文/葉心慧(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A. Buzzola(經典雜誌資深攝影)

深灰色的氣團，鬱鬱地凝結在四月的天空。那麼緊繃、那麼沉重，彷彿只要稍稍失神，守不住的淚雨，就會傾盆。

他們都記得，那年四月也是這樣，斷腸的雨一直潸然。那年，百日之後，天空不哭了，在世界選擇置若罔聞之後，盧安達一場有陰謀有計畫的大屠殺，也瘋狂地結束了。短短一百日，近百萬人，倒在鄉里、鄰居、同事、朋友，甚至親人揮著刀斧利器槍彈炮火的手下。

從此，每年，約莫在全球華人掃墓祭祖的清明節時分，盧安達人都會辦起一場場遲來的葬禮。十二年之後，在舉國哀悼的葬禮中，攝氏二十五度的四月雨，依然冷得叫人顫抖；十二年之後，人們對著剛挖掘出來的殘缺白骨，依然痛得失控嚎啕。

愁雲慘霧，煙雨濛濛，國旗半降，輓歌四起，要盧安達人對這段悲傷往事釋懷，還太早。

在這雨紛紛的斷魂季節來到吉佳利(Kigali)，情緒似乎輕易即被鋪天蓋地的哀怨侵襲。遇見的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在大屠殺中失去了至親摯友。所有的該問與不該問都變得如此難以拿捏，嘆息或安慰都顯得如此不合時宜。

今年的四月七日，清晨的細雨縹渺如薄紗，從吉佳利往西南部的尼亞瑪舍吉(Nyamasheke)參加第十二屆大屠殺紀念會途中，我們的車子在前不見車影、後不聞車聲的迂迴山路上拋錨了。正在懊惱或許要趕不上之際，卻幸運地攔住一輛同是赴會的順風車。

豪華轎車內，只有一位每年四月七日、每場大屠殺紀念會，從不缺席的好心老人。無他，只因百餘名親人全部葬身在一九九四年的雨季，獨留當時身在國外的他孑然為親人獻花。

「你們大概永遠無法體會，大屠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彷彿埋在地底許久的乾澀聲音，迴盪在密封缺氧的寂靜車廂；沒有人知道，擠出什麼樣的話才能紓解。無法體會、也無法理解這場大屠殺的，大概不只是我們。世人對這場比德國納粹黨和柬埔寨赤棉「效率更高」的大屠殺，心中的問號與感嘆號，恐怕一樣大。

首先，所謂的「滅族」大屠殺，就是一個複雜不已的問題。這並不是一場單純的兩個種族之間的鬥爭；如果「種族」意味著擁有相同語言文化的一群人，那麼，盧安達只有一個種族。

在非洲這個語言萬花筒裏，盧安達語言的一致性相當罕見：境內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胡圖(Hutu)族、百分之十四的圖西(Tutsi)族和百分之一的特瓦(Twa)族，都以盧安達語(Kinyarwanda)為母語。他們的文化背景、生活習俗、民間傳說相同，甚至宗教信仰也都不分種族(天主教、基督教、傳統宗教及伊斯蘭教都有胡圖族和圖西族信徒)。

兩族之間真正而明確的分別究竟何在？不但外人摸不透，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在歷史文獻不全的殖民時代以前，兩族的分別，因時因地眾說紛紜。一說圖西人游牧，胡圖人務農；一說圖西人富裕，胡圖人貧窮；一說圖西人為統治者，胡圖人為老百姓。然而這種種說法相當脆弱無憑，因為，當胡圖人擁有家畜、變得富裕、獲任酋長時，可以拋棄原籍，「升」為圖西人；同樣地，當圖西人失去家畜、變得貧窮時，也會「貶」為胡圖人。

胡圖族與圖西族之謎

換言之，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並非人種不同，而是權位差異。即便他們古早確實血統有別，經過幾代頻密通婚，要找到血統完全純正的圖西人或胡圖人也幾乎不太可能。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前後統治過盧安達的德國人和比利時人，為了分而治之，又有了種種新的分法：皮膚褐色、個子高挑、鼻子直直像歐洲人的，是圖西人；皮膚黝黑、個子中等、鼻子寬寬不像歐洲人的，是胡圖人。更不可思議的創意分法，還有諸如「十牛法」：擁有十頭牛的被稱為圖西人，餘者再依職業劃為胡圖人與特瓦人。五百年來一直處於領導階層的圖西族，在殖民統治下，享有更不公平的崇高地位及優渥生活。

如今，仍有圖西人或胡圖人堅持著這種或那種分法，他們會信誓旦旦地數著街上看似無異的熙攘行人，細心耐心地指點我的迷津：「妳看，這一個高高瘦瘦的肯定是圖西人，那一個看他的鼻子不用問也知道是胡圖人。」當然，也會有人義正詞嚴地修飾我的語病：「小姐，『胡圖人』與『圖西人』已是歷史名詞了，現在，這裏只有一種人——盧安達人。」

一九九四年的慘劇發生後，盧安達政府取消了過往標明族別的身分文件。然而幾世紀的種族觀念，要在十數載間統一改變，畢竟不易；兩族頻頻升級的誤會紛爭，要在短時間內化解，亦很困難。況且，胡圖族與圖西族之間的問題，不僅僅在盧安達，它幾乎已影響了整個非洲大湖地區(Great Lakes Region)。

近半個世紀，非洲大湖地區似乎一直在玩著「大風吹」的遊戲，吹什麼？吹所有自稱或被稱胡圖與圖西的人。只是他們的玩法，有血有淚。

積勞成疾，積怨成恨，長久的不平和不滿積到了爆發的臨界點，一九五九年，兩萬名圖西人被胡圖人殺害。圖西族國王基格里(Kigeri)五世、二十萬圖西人流亡烏干達及其他鄰近國家。

那時正值全球殖民王朝紛紛落幕的年代，勢之所趨，隨著非洲各國相繼爭取獨立，比利時人匆匆把主權交給為數較多的胡圖族，而非殖民時期掌權的圖西族。一九六一年盧安達宣布自主，一九六二年正式獨立，第一位胡圖族領袖上任，政局大變天，更多圖西族被迫離開。自此十數年，逾七十萬圖西族投奔鄰國。

「要談圖西族和胡圖族的問題，絕不能以偏概全只提盧安達，這樣有失公平，也有失真實。」曾留學中東，自謂頗具國際觀的大學講師巴布爾，和大多數盧安達人一樣，針對敏感的種族問題及其引發的地區動盪，不是歸咎於歐洲殖民者，就是把鄰國扯進來分擔責任︰「好比說蒲隆地(Burundi)，那裏的種族問題並沒有比盧安達好多少。」

確實，面積與盧安達相若的蒲隆地，同樣擁有百分之八十五胡圖族人口及百分之十四圖西族人口，同樣自一九六二年獨立以來，兩族之間的衝突從未靜止過。其中較具規模的是一九七二年，雖然雙方後來聲稱的死傷數據出入極大，但一般估計，同樣在短短三個月內，圖西族殺害了約十至十五萬名胡圖族，另有三至四十萬胡圖族難民湧入盧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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