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國人的寫照－－讀《椰風蕉雨話南洋－－海外工程憶往》有感

一代中國人的寫照－－讀《椰風蕉雨話南洋－－海外工程憶往》有感
　　某天在公司看到一本書，陶恆生著的回憶錄《椰風蕉雨話南洋－－海外工程憶往》（明報出版）。由於我也是南洋華人，所以一看到這本書就很有興趣，大概翻了一下，就非常喜歡，在大概一個星期內把這本三百多頁的書看完。
　　陶恆生於一九三一年出生於中國上海，祖籍湖北，幼年成長於北平。他是國民政府時期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政治界名人陶希聖的三公子，一生流離多個地方，除了中國大陸的多個地方外，還有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印尼、美國等等，是他那一代中國人的寫照。基本上他的中小學教育是在大陸完成的，但中間也在香港的九龍塘小學上過短時間的課。他的大學教育則是在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完成的。
　　陶恆生在台灣的時間其實不長，畢業後（一九五三年）就在一家設計水泥廠的公司上班。由於背景顯赫，一些長官在接見國民黨部的人時，喜歡把這位年輕人也一起帶去，介紹這位「陶委員的三公子」，而且有時還會去「茶室」之類的特種行業場所，令他不勝其煩。
　　他在台灣只工作了五、六年，就在一九五九年到那時剛獨立不久的馬來亞（一九五七年獨立，現稱馬來西亞）工作，也是做設計水泥廠的事。他原本以為只會在馬國短時間，想不到一待就待了十八年，直到一九七七年才離開。所以他把夫人和在台生的一兒一女都帶去馬國，而且還在馬國生了一個女兒。
　　他在馬國首先工作的地方是在吉隆坡附近的「峇都喼」（Batu Caves），老板是著名馬國華商林添良。這個地方是在我家附近。不久後，他就轉到怡保，南洋大學創辦人陳六使開的水泥廠上班。他在馬國還考取了英國皇家特許工程師資格。作者的人緣顯然很好，所以都很受下屬員工愛戴。他離馬時，員工還在送行時掛一塊大布條，寫著希望他快點回來的字句。依依不捨之情非常強烈。
　　他在怡保有一個感覺值得一提，就是他覺得當時的印度裔怡保市長辛尼華沙甘非常崇英，環保顧問指定要找一家收費奇高的英國公司，而且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怡保水泥廠的環保要求比當時的歐美國家還高。
　　陶恆生在書中的一些描述，對我這位在馬國出生成長的人而言，頗有啟示。例如他特別提到一個在吉隆坡北部的小鎮的中文名字叫「萬撓」，而該地馬來文名為Rawang。陶指出，如按中文譯音應是「撓萬」，但當地人卻反過來稱之為「萬撓」。由於那個小鎮在我家附近，我從小就知道那個地方的馬來文名和中文名，但從來沒有探究過其名稱的來源。倒是這位外人，由於好奇心以及想要快點融入當地的關係（我的猜測），查了個究竟出來。我後來將此事告訴一位中學同學（馬國華人），他說曾經聽過這種說法。
　　其實，不管在什麼地方，大部份當地人可能都不會對當地的歷史有太大的興趣，因為他們可能覺得，本身就是當地人了，何必再去學呢？我想這是人的天性吧！就好像大部份香港人，對香港的掌故、地名來源等，可能都不太了解，但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去知道個究竟，不過，如果他們去到其他地方玩，就可能對那兒的歷史有興趣，而外地人來香港，可能也會對香港的地名知道個究竟。我的一位馬來西亞中學同學，來港玩時就對很多地名很感興趣，甚至在回台後（他在台灣深造）還特地去找資料，例如為什麼叫東涌、為什麼叫屯門、涌的意思是什麼等等。
　　除了晚年移居的美國外，馬來西亞顯然是陶恆生非常喜歡的地方，也是他一生中住得最久的地方之一。他經常說馬來西亞是他的第二故鄉。他原本是想拿馬國護照，歸化馬籍的，不過，由於馬國政府的不合理與嚴格的移民政策，白白放走了一位難得的人才。他通過多種途徑申請歸化，但無功而返，而且還讓一些騙徒有機可乘，使他大受干擾而且感覺不穩定，最後只好移民美國。
　　書中除了本身的經歷外，也寫以一位外人身份看馬新政治的文章，包括五一三事件、南洋大學事件等，都有頗詳細的描述。所以這是一本不錯的報導文學。
　　他在印尼的經歷是不甚愉快的。他受印尼富商林文鏡（林紹良伙伴）之邀，一九七八年到印尼工作，但因為公司內山頭林立、派系鬥爭嚴重，使他大受制肘，甚至受誣衊，因此只好在一九八二年離開，第二度移民美國（他其實在七七年離馬時已赴美，但受林文鏡力邀，加上自己對水泥業的熱愛，所以到印尼去）。
　　當時林文鏡公司內的情況，是很典型的華人企業的情況。華人老板怕當地人做大，所以處處壓制當地人（包括當地華人），不給他們發揮所長的機會；公司內有許多來自台灣的人員，但又因背景各異而分派系，互相針對，甚至在老板面前大數對方的不是。老板之一林文鏡竟也聽信謠言，深怕陶恆生會對他的地位產生威脅，所以對他有意見。這也許是為什麼印尼種族問題嚴重的原因。
　　他在一九八三年還曾以中立專家身份，為香港的中國水泥公司（廠址在我現居住的屯門區）和美國凱撒工程公司的糾紛案提供諮詢服務，兩造後來接受了他的建議解決了糾紛。他當時在香港有一項發現，就是來自美國的技術及管理人員，都過著高薪優裕的生活。公司為他們設立一個餐廳，免費供應豐富的午餐，但根據他的經驗，在美國通常午餐是吃得很簡單的，多只是以三明治果腹（就算有外賓到訪，中午時間他們也都不會在外頭請客，而是自個兒將準備好的三明治拿出來吃，賓客的午餐由賓客自理）。他還發現一些老美甚至不吃早餐（雖然他們有多達每天一百三十港元的伙食津貼），來那兒吃免費午餐。這個現象其實是現實的縮影和寫照，君不見許多老外可能在他們的老家混不下去，在香港卻領那令人羨慕的高得離譜的薪水嗎？難道他們真的值得這麼多錢嗎？我非常懷疑，其實就只是因為他們是老外。華人的崇洋媚外觀點，真的要改一改了。
　　書中除了南洋經歷外，還有二戰時期在香港如何逃避戰火的生動回憶，其中還穿插了他父親陶希聖和兄長的文字（日記等等）。由於他父親是日軍和漢奸的目標之一，所以過程正所謂死裡逃生。
　　書中當然也不乏對其家人的描述，包括其大姐在香港時與他因小事起齟齬而間接導致大姐全家決定回大陸，在大陸因背景問題而大受折磨至身心受創。這是作者很大的遺憾。因此作者也都盡量的協助大姐的兒女移民美國，而他們在美國也都學有所成，過著平靜安逸的生活。
　　除了其大姐一家外，作者的幾乎所有在大陸的親戚，都因「台灣關係」而飽受批鬥和折磨。其中他的母親的六妹，終生未婚，早年因為台灣關係而被排擠，大陸改革開放後又因其台灣關係不夠強而被人看不起，甚至還被人認為她的台灣關係是假的。所以當作者或其他在台灣的家人到大陸去拜訪這位親戚時，她都大開房門，讓鄰人知道，她真的有「台灣關係」。人生最大的諷刺，莫過於此。

蕭偉基
2003/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