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中的新島國－－東帝汶
（經典雜誌第116期，2008年3月號）
撰文/童貴珊
攝影/安培淂
本文網址：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magazine/content/116/east.htm
太平洋的邊陲島國東帝汶，為擺脫印尼霸權，賠上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以公投表達堅決獨立意志。革命理想與務實治國之間，派系協商、民族和解與社會重建，考驗原已備受傷痕的襁褓國家；建國之途益顯艱鉅難行。
白天的帝力(Dili)市，悶熱的高溫像一團火焰，欲竄燃而出。雨季快結束了，但另一場奔騰的政治驟雨，卻倏忽落地嘩嘩。
二○○八年二月十一日，就在攝影同仁離開東帝汶(Timor Leste)的隔天清晨，總統霍塔(Jose Ramos-Horta)、也是一九九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被槍擊受重傷，被視為革命英雄的總理古斯茂(Xanana Gusmao)則逃過一劫，亦正亦邪、備受爭議且擁有不少支持者的「叛軍」頭目，被保鏢反擊喪命，首都帝力市進入高度警戒；副首相在媒體前呼籲全體國民稍安毋躁，並說：「我們需要大家協助，一起度過難關。」
這個面積只有台灣三分之二大、孤立於印尼東邊、澳洲北方的襁褓國家，在一連串的歷史偶然與國際政經局勢的詭譎多變中，早已歷盡許多難關，也一再被分裂，而且飽經憂患——被葡萄牙輕慢地殖民，二戰期間被日本當成進軍澳洲的戰場，當印尼強行入侵並近乎滅族地殺戮時，國際社會卻長期袖手漠視；好不容易擺脫印尼霸權卻又換來蠢蠢欲動的內亂，在獨立近六年的今天，動盪仍未止息。
空間與時間距離都離台灣不遠的這段歷史，像許多格林童話的引言：「孩子們，這個故事說起來確實叫人難以相信，可它的確是真的。」而墓園，或許是了解東帝汶乖舛身世最真實的起始點。
聖塔庫茲(Santa Cruz)，這塊猶如東帝汶寧謐後院的墓園，是許多壯志未酬身先死的靈魂最終安歇之處，但活著的盟友與家人，似乎沒有讓他們對家園國土的愛情誓約灰飛煙滅。白色十字架和五顏六色的塑膠花點綴的石碑上，整齊排列著兩、三張不同亡者的遺照，神色各異的年輕臉龐底下，是清晰的字跡——葡式發音的姓名之後，各有各的生之日；唯獨死之時，彷彿約好一起出發似的，都在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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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聖塔庫茲事件」
時間回溯到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原本要到東帝汶參訪的葡萄牙國會議員臨時取消行程，但許多國際媒體已先後抵達東帝汶。長期抗戰的獨立革命陣線(Fretilin)，臨時決定把握難得機會，籌辦一場和平遊行，希望藉此把長期被封鎖的島國心聲，透過國際傳媒帶到海外。
根據當時親身參與籌備的東帝汶學生領袖品多(Const-ancio Pinto)的敘述，為了不激怒印尼軍隊，遊行前已和群眾取得共識，不用強勢字眼，不行使暴力；「因為這是和平請願。」遊行前一晚，籌畫的學生們奔相走告，品多驚歎地指出，「二十四小時內，竟聚集了五千人！」當年十九歲的佐奧，高中未完成便休學投身學生運動，他回憶當天情境時，嚴肅的神情仍難掩激動。十一月十二日一早，群眾聚集天主教堂，為不久前被印尼軍方殺死的一位年輕死者舉行彌撒，爾後，從教堂出發前往聖塔庫茲墓園。遊行隊伍的旗幟上，寫著要求公投和對話的訴願，外加一句標語——東帝汶萬歲。
全程不吵不鬧，緩緩前行的群眾，夾雜著禱聲與歌聲，肅穆平和地抵達墓園，準備向死者獻花；守候一旁的印尼軍方等群眾陸續走進墓園圍牆內時，忽然朝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掃射。「大家根本來不及反應，驚恐極了，四處奔逃。」佐奧逃到墓園的後山，僥倖存活；但另外的兩百七十一位同伴，這群一分鐘前還在祈禱或低聲吟唱詩歌的朋友，瞬間成為印尼軍方「殺雞儆猴」的祭品。
現場一名外國記者把底片偷渡傳回英國，這場「聖塔庫茲事件」被播出時，國際譁然，被刻意封閉久久的「印尼第二十七省」東帝汶，透過一場犧牲近三百人的屠殺中，首次讓全球見證印尼軍方長久以來在東帝汶所幹下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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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汶的渴望，印尼的誇耀
由此開始，除了隱匿於深山內的游擊防衛戰以外，東帝汶爭取獨立的抗爭運動，從地下轉為公然表態。逃亡至世界各地的學生，一次又一次，到國際會議現場和各國代表前發聲，一步步揭發印尼強行入侵東帝汶的窮兵黷武，堅毅地表達國土自主的決心；東帝汶內外，眾志成城。
當長久來為獨立運動努力奔走的東帝汶主教貝洛(Carlos Belo)和流亡海外的霍塔，共同分享了一九九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時，國際目光再次聚焦於兩位得主所投身的運動，加上聯合國始終不承認印尼在東帝汶的主權，無疑給印尼打了一記大耳光。尷尬不已的「主人」於是撂下狠話：「東帝汶休想獨立，就連類似亞齊(Aceh)或日惹(Yogyakarta)同等級的『特別行政區』自治，也甭想。」休學多年後負笈夏威夷大學攻讀語言學的佐奧補充道，印尼當局不甘不滿的心情，其實不難揣測。
打從一九七五年入侵東帝汶以來，雖然印尼軍方擄掠姦殺的蠻橫手段不曾停歇，但深獲鄉民支持的革命陣線，二十四年來堅守崗位，屢挫屢戰，這讓前仆後繼的印尼軍隊死傷不輕，陣亡軍人不下數千人。
「付出了這麼多人力、物力和財力，這個時候收手，未免太便宜了東帝汶。」曾因傳送信件和支援物資給游擊分子，而被印尼軍方逼退到森林裡藏匿了兩年的阿繆，平靜地說。
一直以來，印尼最常對外誇耀的，是他們在東帝汶所投注的大量經費和建設——從境內短短二十公里的柏油路，到兩千公里的公路網；從五十一所學校，擴大到八百一十五所學校，大幅降低文盲比例，國內生產毛額更提升了百分之十。持平地說，大多數人相信，印尼當局每一年花在東帝汶的錢，比編列中央爪哇省的預算還要多出三到六倍。
回歸到合理尺度的推測，大家心裡其實很清楚，向來精打細算的印尼，從不做賠錢生意，在看似「偉大建設」的背後，早已掛上算盤，雙手日夜撥弄不停。深山叢林一直是革命陣線的大本營，因此，深入山區的公路網，是方便印尼軍方圍剿和掌控「敵方」；大興土木的教育大計，是為了透過強制教育，進行思想與精神改造：所有學校禁說母語，一律以印尼語教學。憶起那段日子，佐奧指出，那是一段處心積慮的「印尼化」教育歷程。初步就緒後，中央政府開始把其他省分的印尼人大量移居此地，企圖稀釋東帝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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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與寬恕：接納、真相與和解報告】
過去關政治犯的帝力市監獄，如今已成為一個尋索真相、修復創傷的場域——「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he Commission for Recept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Timor Leste, CAVR)辦公與資料室。
「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資深顧問瓦勒石(Patrick Walsh)向我們解釋，這份由專業人士和民間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花了三年半時間，搜集上千人的見證與公聽會，集結自一九七四年四月至一九九九年十月之間，發生於東帝汶的暴行紀錄，包括印尼軍方有組織、有系統的殺害、強暴、酷刑、處決和政治迫害，並以飢荒和疾病作為武器，直接致使近二十萬東帝汶平民死亡。
這份以葡文「Chega！」(夠了！)為主題的報告書，長達兩千五百頁，已於二○○五年十月完成，並由東帝汶開國總統古斯茂呈交聯合國。印尼當局至今仍拒絕承認這份報告書，而曾經投身革命陣線的古斯茂，也礙於現今對印尼的經濟依賴，一度以「忘記過去」為由，不太願意追究施害者在法律上的刑責。對此問題瓦勒石說，真正的寬恕，必須以伸張正義為前提，以真實和誠意的道歉為基礎，惟有透過公義的審判，過去的錯誤行為才能成為歷史，「也惟有如此，才能幫助兩造之間達致真正的復合與接納。」CAVR委員會顧問瓦勒石強調。
對曾經飽受印尼軍方酷刑的受害者荷西而言，寬恕，談何容易？三十八歲的荷西，五歲隨革命分子的父親走進荒林內，在槍聲炮彈的號聲血光中長大。第一次被印尼軍方囚禁和酷刑對待時，他才二十一歲。野外作戰鋪成了他前半段的人生，而酷刑和蹲牢房的悲苦是他生命中難以磨滅的記憶。荷西指著眼前大約三坪大、只有一扇鐵門的牢房回憶道，暗無天日的牢房內，關了大約十幾個人，吃喝拉撒都在牢房內，「好幾十天才有機會擠到牢房的走廊上感受一絲陽光和空氣。」
以擁有槍械的罪名，今年五十八歲的雷莫斯，前後被關了三次，最後一次酷刑時，他的一隻腿被打斷。目前任職警衛的雷莫斯，對CAVR委員會所做的努力肯定有加，但也坦承自己選擇以遺忘的方式來面對過去，「這是我唯一能掌控的部分，日子還是得繼續過下去。」
荷西和瓦勒石指著牢房前方的小花圃，告訴我另一段故事。當時有個小女孩，跟著母親被關在牢房內，一關就是七年，東帝汶獨立後，當年的女孩已長大成年，有一天回來，在曾經親眼見證母親被處決的地方，鋪植草皮，撒上花種，執意以美麗的花朵，來取代她心中曾經最慘烈黑暗的角落。
離去前，我瞥見雷莫斯一拐一拐的背影，消失在牢房外的走廊盡頭。
有人以美感來跨越傷痕，有人堅持必須伸張正義，有人卻選擇遺忘；但對鑄下大錯的印尼而言，光是面對真相，已需要無比的擔當和勇氣，遑論接受司法審判或任何形式的致歉。何時才能還受壓迫者一個公道？
沒有人能具體給出一個明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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